藏族电影导演在崛起

原创 路稳、刘一兵 影视剧本工作坊 2022-05-14 12:30 发表于北京

【自从藏族电影导演万玛才旦成名之后，众多藏族青年投身到电影创作事业中来。越来越多的藏语电影以它们独特的故事和视听语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形成了一道亮丽的的少数民族文化景观。藏族姑娘岗珍编导的短片《亚吉查姆》便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部。】

导演岗珍

【亚吉查姆，藏语意为短暂的夏日。这是一部关于拉萨夏天和童年记忆的作品，桑吉偷了好友索拉的钱包，并向父亲谎称钱包是捡到的，这件事因为桑吉父亲的职业热心走向了无法逆转的道路，成为了桑吉成长过程中永远的遗憾。——摘自豆瓣电影】

与短暂夏日的和解

路稳

从儿时到成年，关于夏天我们丢失了很多记忆。巧的是能在心里翻起巨浪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夏季。一个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一个终生难忘的夏天也飞快地过去了。印象里的“那一年，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明明那么漫长，站在现在回忆，竟一晃多年。但是，它所带来的余音却如本能一般萦绕在脑海，在别人不经意间的哼唱，就能让过去重现。藏族儿女能歌善舞，有首人人能唱的歌叫短暂的夏日，藏语讲作《亚吉查姆》。

《亚吉查姆》的夏季故事里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桑吉的小女孩，那件让令她辗转反侧的事件是一个老话题“偷窃”。这个题材，观众所见的更多的是关于各种正向、反向的教育，或者偷窃被抓包时，那种过于浅显、令观众抗拒感涌现的冲击，像是在回忆一场噩梦。在桑吉的故事里，父母不仅没有揭露这场“恶行”，而且还无条件相信着桑吉的“谎话”，在人性的虚荣心驱使下，甚至让这件事情“发酵”。影片把这个故事讲述的轻轻巧巧，没有父母的责骂、没有朋友间的争吵，有的是友情的丧失，以及在荣与辱的对比下，将遗憾和羞耻感狠狠的钉死在观众心里，然后那些因为幼稚犯下的亏心事，迅速与之共鸣。

  人们往往给电影盖上揭露社会现实、揭露人性的帽子。关于电影表意，既可以把它解读的复杂难懂，又能“长话短说”---人讲人的故事给人听。作者、演员、观众无外乎都是“人”，电影的故事、情节、桥段，也是跟着人物展开的。这个人物所处的世界、社会、环境、民族等特点将一一体现在人物身上。电影不是在刻意揭露现实、刻意揭露人性，而是跟着人物的思想与与行为，体会他所处的社会、感受他人性的袒露和感情。

观众总是会问一个问题，“这个导演他想讲什么？”

其实作者也常常揣测着观众想法，“要怎样把这个故事讲给观众听呢？”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讲过“人的亲和力”，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理解成人与人之间共性，再进一步就是用现实世界的标准去塑造电影世界里的人物，将人物立体化。“推己臆人”，创作人物时去考量人物应该符合的衣食住行，他应在的时空、社会、民族、家庭构成，由此可推理出他的行为、观念、心理活动。桑吉偷拿了漂亮的钱包，虚荣的父亲叫来了新闻的采访，谎言赤裸裸的袒露在众人眼前。影片的开始到结束，桑吉这个人物有着名为“成长”的变化，即使她未得到原谅，手上擦拭不去的墨点渗进了她的心里。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辩是非，知对错就是成长。这个故事它并不局限于藏族或者中国，只是藏区风格的加入更具特色和新鲜感，整个事件虽小，但意味深长。

把刻骨的故事轻轻讲，不需要观众观影后激烈的讨论，而是坐定了的沉思和回忆。导演岗珍搬出了自己童年的疤痕，用这样一支短歌与“那个夏天”和解，也给了被这个大众话题笼罩着的所有人和解的机会。电影和现实好像，人在故事里自我成长，自我确立，从致郁到治愈。

人生的悖论与电影的悖论

刘一兵 

最近看了藏族姑娘岗珍的26分钟短片《亚吉查姆》，这部小小的作品却令我产生了很多的思考。可能我看这个小电影会比别人更感到亲切，因为电影里的那些场景都是在西藏歌舞团工作了5年的我十分熟悉的，我甚至突然就发现还是能听懂很多西藏生活用语的。我曾经和我的藏族朋友一起到罗布林卡去过林卡，就是用很好看的布幔子把一块草地圈起来，再在草地上铺上毯子，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喝酥油茶和青稞酒。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唱歌，之后就会起来跳锅庄、果谐或者堆谐甚至流行于巴塘一带的弦子和流行于草原的羌谐。汉人总会以为西藏的音乐都一样，其实各地流行的音乐种类太多了，差异很大的。拉萨贵族喜欢的叫“囊玛”，它会和其它五声音律的乐曲不同，是七声的，听着优雅而凝重。岗珍的这部小电影里就过“林卡”的重场戏。我通过微信问岗珍，那场景莫非就是罗布林卡公园吗？她回答我说是的。啊，好亲切的场景啊！

毫无疑问，我挺喜欢这部小电影的。

要知道，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灵魂。那部作品的灵魂一定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如果你满脑子都是讨好的动机，你还没拍摄就意味着失败了。人们会讨好什么呢？学生会讨好老师，干部会讨好上司，惦记发财或社会赞誉的人会讨好观众，希望获得投资的会讨好老板，想着出国弄点什么奖杯的当然会讨好评委的口味。总之，讨好之心是所有电影作者都很难很难逃脱的，它甚至会变成一种融入你血液中的下意识，左右着你的创作。在这种讨好的心态下，也不一定不出人们夸赞的作品。因为在所有讨好的类型之中，讨好观众的赞誉是任何创作者都会有的，不可指责。电影显然不是拍给自己看的，没有谁不会期待更多的人与自己的作品共情。在所有讨好中，这个是必须的和相对高尚的。过度自恋，对于电影人说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拿出货真价实的玩意儿让人家喜欢了，在那一瞬间观众成为了你的交心朋友，这是多好的事儿啊。这和你惦记着别人钱包是两回子事儿，后边这种动机常常会导致“黑猫白猫，骗到钱就是好猫”这种堕落的创作心态的。最令人讨厌的是那种高举着革命大旗的名利之徒。

岗珍这部作品获得了不少电影节的青睐，例如：第16届华语青年电影周 的年度新锐剧情短片奖的第一名；ISFVF国际影展优秀作品奖；86358贾家庄短片周入围；入围重庆青年影展国际传播单元；当然，这应该只是一个开始，相信还会进入更多的电影节，获得更多的荣誉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令人瞩目的成绩呢？仅仅因为岗珍是藏族导演？或者题材是藏族的？也许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因素，但是这绝对不是主要的缘由。

我沉下心来品味了很久，甚至用了多于这部电影十几倍的时间来考虑这个答案。

1、题材

    很多短片创作者的“讨好”意识太强，反而“舍己为人”了。也就是说，他们常常会选择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但是估计能讨好别人的题材。所以编起来就装那个什么了，好不了的。岗珍这部电影肯定是她自己有过切身体验的生活。一个女孩出于年幼无知而拿了同学好看的钱包，结果就堕入了难以解脱的心灵困境。说实话，不会有多少人选择这样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题材的。这种事情太小，也太不主旋律了，尽管不能归入人们常说的“负能量”，却也绝对算不得“正能量”吧？鸡汤味儿一点没有煲出来，反而多了几分无奈和苦涩。然而，我要赞赏的第一条就是岗珍的独具慧眼和生活体验的个性。她认定了这个成长中的故事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重要的。它让我们把心提了起来，出于人性的本能去关注了这个可怜的小萝莉的命运。老实告诉你，不是所有的电影作者都有岗珍这般题材辨识力的。

2、生活感受

中国电影中的人，从“阶级的人”经过“道德划分的人”这才到了“人性的人”。过去的电影中的人物常常是代表特定阶级立场的人物。再后来是道德批判的人，例如自私自利的人和公而忘私奉献自己的人。再后来，人们发现生活中的人不是非黑即白。人性是复杂的、多面的、矛盾的。只有假花是完美到没有缺陷和锈叶子的。这个片子里的小姑娘一是没有经受住花钱包的诱惑而拿了别人的东西。道德评判的人会说这个是偷窃。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童年，你就没有干过这类事儿吗？我干过的。有一次我去供销社给家里买醋，我发现地上有一张5分钱的纸币。我没有像写作文那样捡起来交给警察叔叔去，而是用脚踩住，然后装作系鞋带把它拿起来买糖吃了。这个事儿让我心里难受了好多日子。我后来才知道，得不偿失，甜甜的糖换来的是苦涩的心。所以此后我再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了。当然，后来，从妈妈的衣袋里偷偷摸出一点点零钱去游泳池游泳的事儿还是发生过的。哈哈哈哈！这是孩子学习社会生活的过程，就好像我们肉体学习走路是一样的。对待孩子，岗珍有一颗宽容和温柔的心，她对小姑娘充满了同情。她用情节引领着我们关注着孩子的命运，为弱小无助的小姑娘感到了深切的担忧。岗珍的立场是人性，这是一种人生态度，我尊重这种态度。我讨厌那些人站在道德高度却心灵硬化的家伙。

3、事情不大，视听语言也朴实无华。岗珍好像不太喜欢两极镜头，她的这部作品中没有辽阔的远景，没有对拉萨独特场景的炫耀，也没有对八角街、布达拉宫的宏大展示。一切是现代拉萨日常生活的画面，现代的拉萨市民在这部小电影里生活着。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作品把讲述的着力点放在了小萝莉的内心世界里，我们随着情节进入了她内心的感情世界：钱包的羡慕和诱惑、仓皇、无奈、后悔不迭、无法挣脱的苦痛……《电影的观念》的作者斯坦利.梭罗门说过这样一层意思：电影是形于外的艺术，比较适合表现运动的主题。因此离开心理越远越富有电影性。当然，这种说法现在早已打破了，可是把一场内心危机当作情节着力点的选择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你必须把那种复杂的情感通过人物的行为、外部环境、画面声音总和形成的情感节奏方案传递给你的观众。这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很多初学者宁可让他的电影打打杀杀大吵大闹用对话讨论人生和星星，也不会选择过于内敛的题材的。岗珍的这个小电影在诱导我们进入小萝莉的内心世界这一点上做得是可圈可点的。不少出了名的导演在这个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啊！

4、开放式的结尾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为小姑娘提心吊胆来着。我也猜测着她所面临的结局。可是我真的没想到岗珍会让电影就在她最为难的当儿戛然而止！我们总希望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能走出困境。就好像著名的电影编剧王兴东对我说的：所谓编剧，就是挖个深坑把人物推下去，能爬上来的是喜剧，爬不上来的就是悲剧了。岗珍给小萝莉挖的这个坑可不算浅，最后我们也没能看到她是否能爬上来还是根本就爬不上来了。这样的结局令人掩卷而思，情绪半晌儿从电影里挣脱不出来。是啊，一个26分钟的小电影让我们能在生活的匆忙中被脚步停下来，去关心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子的心灵危机。这就让我们有了一次关心别人的机会。社会不是起码应该这样的吗？想来，生硬的解决危机的方案，很可能会狗尾续貂的。这个选择不错。

5、“画”外之音

电影表现的是人类的种种行为。那么是什么促使我们去“行为”的呢？是什么促使我们劳作、婚嫁、战争、艺术创作甚至躺平？弗洛伊德先生一开始找到了他那个时候认为的答案：“性本能”。他觉得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个“力比多”进行的。你想想看，这“力”得有多么的“多”啊（不知道最先是谁这样翻译成“力比多”）。所以弗洛伊德就把这玩意儿当作是所有“本我”的核心了。他用这个来解释所有人类行为，也因此人们就概括他的理论为“泛性论”了。可是1920年之后，弗先生老了，也是出于两个儿子参加战争的恐惧，开始把理论视觉核心转移到了死本能上来。尤其是他嘴里生了癌，不久于人世了，他终于发现了人类行为另外一个更本质的内驱力，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他把那个玩意儿称作“死亡意识”。他晚期的理论认定，人类艺术创作是宣泄“本我”的途径之一，而艺术创作的动力则与“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谈到幽默的时候，他甚至肯定地说，幽默就产生于对死亡的恐惧。其实，中国人早就明白向死而生的这种人生悖论。性本能不过是对死亡的积极反叛，然而即便秦始皇派人走遍海角天涯炼取灵丹妙药也依然免不得最终一死。古人不是说了吗？“世间公平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是啊，人生促迫。如何支付有限的生命才是幸福的？怎么样的人生才能让那个特定的人说“妈的，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人们就开始作出各种的解释了。这就是哲学、社会学和艺术学产生的基本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不过分为三类：1、及时行乐类：这样的人把追求物质欲望看做人生价值的标准。即便他也和所有人一样夜宿三尺日食三餐，可是他依然把自己是亿万富翁当做自己的自豪。他拜金如川普，盘腿坐在自己的黄金帝国里当皇上。更多的这类人尽管达不到川普他们那个份儿上，为身价奋斗的态度是所差无几的；你看李白，突然发现“高堂”也要因“朝如青丝暮成雪”而悲哀，那还不如及时行乐的好啊！那些人会说这是“浓缩生命精华”。2、采菊东篱类：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说的“躺平”那类的。老子不干了，去瓦尔登湖，或者归去来兮！《西游记》里渔夫和樵夫的问答正是中国古代文人躺平思想的最高理想了。那樵夫说：“茅舍数椽山下盖，松竹梅兰真可爱。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或多或少凭世界。将钱沽酒心中快，瓦钵磁瓯殊自在。酕醄醉了卧松陰，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其实，人类采取这样的行为有着一种他自己不知道的潜意识：躺平之后让时光慢下来，以此来对抗时光飞逝的促迫感。3、无私奉献类：这类人有信仰。也许他们信仰不同，反正是把自己的生命用来换取他人的幸福。例如切.格瓦拉。保尔说的那段关于不为碌碌无为而懊悔的话就是最好的诠释。有些不算是英雄，但《泰坦尼克号》那种为爱舍身也是此类。静思三类，都是关于如何对待“灵与肉”的，不是吗？

电影艺术是什么？是“镜像”？也可以这样说吧。不过它的本质是作者心灵的镜像。电影作品之所以统统有关生命的生死主题，死本能便是最为本质的原因了。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电影作品大致上也就分为三类了：1、为欲望而战。这种电影会争来夺去，要死要活。夺宝模式就是最典型的了。逃亡、灾难、凶杀……皆为此类。《阿凡达》那些地球人去到人家的星球去争夺的是什么？“肖申克”救赎的是什么？你琢磨一下就明白了。2、淡化人生。这类电影不打不杀了，躲入《小森林》（日本电影）去体会《那山、那人，那狗》和《最美好的时光》，让自己有多啃上一口《幸福的面包》（日本电影）机会。这种电影就有了面对生命的促迫采取了躺平策略了。《教室里的一头牦牛》、《撞死一只羊》……经过最初竞争和杀戮，心灵最终却回归了平静。3、价值在于奉献。例如《我不是药神》、《出租车司机》（韩国）、《辩护人》（韩国）。

绕了这么一大圈，现在该回归岗珍这部电影了。在这部电影中，现代欲望冲击着古老古朴的西藏人际关系。带有亮片的钱包、家用录像机、电视台的表彰新闻……这些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符号。都市人真的是会在欲望的冲击下迷失。而这种迷失已经沁润到了岗珍这个电影中间了。

我看过一部叫做《上帝的礼物》的博兹瓦纳电影（我在网上没有查找到相应的资料）。这部作品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寓言般的故事：一个古老而经济落后的部落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硬物件（比方说石头）的环境中，但是人们和谐相处且安居乐业，从来不有纷争。可是有一天天空飞过了一架美国人驾驶的飞机，驾驶员喝光了一瓶可口可乐便随手把空瓶扔到了飞机外。部落里的人捡到了从天而降的这个瓶子，它变成了这个部落里唯一坚硬的物件。人们称呼它为“上帝的礼物”。有人要用这个瓶子当洗衣服的棒槌，也有人用来装水，有些孩子要用它当玩具。于是，纷争就出现了。本来和谐的部落出现了矛盾。长老认定这一定都是这个瓶子带来的麻烦，于是召开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派一名武士到天边去把这个上帝的礼物再还给上帝……

显然，这部充满了喜剧性的电影让我们在嬉笑中体会到文明的侵入给古老文明带来的麻烦。我17岁到23岁是在内蒙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度过的，我在那里和我的蒙古哥哥阿尤西一起放牧几百匹马群（最多时候曾经达到过800匹）。那个时候我住在他的蒙古包里，我们就好像一家人。家里真的很清贫，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听不太清楚声音的收音机。不过，回忆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挺开心的。后来，我在十多年前再次去那里的时候，阿尤西大哥已经去世了，嫂子和孩子也已经搬进了东乌旗的120多平方米的大楼居住。他们家的畜群已经雇了人来放牧，他们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有人告诉我，正因为无事可做，一些年轻人就开始在城里酗酒。据说有个小伙子甚至因为觉得生活很无聊而选择了自杀！我听说这个事儿真的感觉到很震惊。那天，嫂子用泪眼望着我说：“当年咱们在草原上放生口的时候，多好啊！”

我知道岗珍可能没有我想得这么多。一个创作者更多地凭借的是自己的直觉。不过我真的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注意到一个格外令人惊喜的文化现象，那就是藏族电影导演在崛起。藏语电影逐年增多起来，而且越来越成熟。要知道，西藏是真正的歌舞之乡，独特的地域文化和自然风光、强烈的民俗和宗教传统都给藏族导演们得天独厚和与众不同的电影感。他们有着自己对电影的文化认识。这就构成了藏语电影浓郁的文化景观。相信不久的将来，藏语电影一定会成为世界瞩目的雪域文化景观。